如果說早產型比較優勢變化和超大型公司的壟斷形成外溢效應，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全球供應鏈的話，那么單邊主義政策則是從一個點上全面出擊，從多個方向攻擊全球供應鏈，將造成多環節乃至全鏈條的功能受損。

倫納德·里德在著名的《鉛筆的故事》中講述了一支簡簡單單，僅含木頭、油漆、標簽、金屬片和橡皮的鉛筆，是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各行各業生產者合作之下被生產出來的。這里描述的其實就是如今相當流行的現象——全球供應鏈。雖然60余年前的這個鉛筆的故事還是一個相當初級的版本，但是，全球供應鏈的基本要素都已經包含其中。更重要的是，從這個故事里，可能扭曲和破壞這個供應鏈的主要因素已經呼之欲出。

對里德這篇散文推崇備至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把這個故事用在自己更為著名的電視系列片及同名暢銷書《自由選擇》中，并且對故事的內涵做了進一步的引申。一如既往地，弗里德曼強調的是千千萬萬彼此并不相識的生產者，無論是否需要一支鉛筆，并不需要掌握他人具有的知識和信息，也無需借助一個中央計劃者，僅憑價格機制形成了最有效的合作，達成了人人獲益的目的。

在新技術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條件下，全球供應鏈無疑較之里德和弗里德曼時代所見現象更為復雜，但是，許多可能扭曲這個過程的因素是相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徘徊不去。當然，如今也存在他們當時看不到或者沒有講出來的新因素。從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最重要參與者的角度，本文揭示若干個里德和弗里德曼講到的和沒有講到的可能干擾全球供應鏈的因素，以示對政策抉擇的警醒。

在開放條件下，一個國家的某個或某些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會因該國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變化而改變。例如，當一個國家完成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就不再具有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就要做出相應的調整。由于資源稟賦的變化是逐漸發生的，供應鏈的變化也可以是漸進的，足以讓參與各方來得及做必要的反應，使整個供應鏈從容進行吐故納新。

但是，也存在一種現象，即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變化具有早產的性質，因而過早過急地對全球供應鏈產生沖擊。這樣，這種因素就形成對供應鏈的一種現實干擾。被稱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過早過快弱化，就造成了這樣的效果。這種情況，里德和弗里德曼沒有講到過，或許也沒有見到過。

當我們說一個經濟體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時，其實在表達兩種現象：一是農業這個剩余勞動力蓄水池仍然積淀著未被充分利用的勞動力；二是人口變化動態仍然不斷向這個蓄水池注入新成長勞動力。中國在2004年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前，就是同時處在這樣的階段——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使中國經濟具有豐富的勞動力，在改革開放條件下，人口紅利被轉化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

但是，2004年以后勞動力短缺和工資迅速上漲，致使制造業比較優勢迅速被削弱的現象，并不意味著剩余勞動力真的被消化殆盡。實際上，在這個轉折點的形成中，人口因素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表現為2010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與此同時，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仍然受到戶籍制度的束縛而并沒有徹底轉移。直到2018年，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27%，而高收入國家平均只有2.9%，中國所屬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為21.9%。

在仍然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條件下，遭遇到非農產業勞動力短缺和工資過快上漲，就會導致早產的比較優勢變化，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制造業比重過早下降。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遵循一個倒U字型變化軌跡，通常會首先經歷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到達一定發展階段，該比重達到峰值后便轉而緩慢下降。中國制造業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達到了峰值，不過，在隨后的十年中并沒有明顯下降，而是保持相對穩定。在2006年之后，隨著劉易斯轉折點到來，該比重才從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2017年制造業比重已經降到了29.3%。

國際比較可以表明，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并非瓜熟蒂落的結果，而是早產的比較優勢變化的反映。1953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在26.8%水平上開始下降，按照2010年不變價，當年美國的人均GDP為16443美元，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已經降到7%。日本的制造業比重在1970年從34.1%的水平開始下降，人均GDP達到18700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9%。可見，這兩個國家在制造業比重下降轉折點上，都屬于世界銀行分組中的高收入國家，產業結構高度化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中國制造業比重開始下降時，人均GDP只有3069美元，尚處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農業勞動力比重更高達43%。這種早熟型的“去制造業化”，使中國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失去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因為制造業勞動生產率不僅高于農業，而且高于服務業），為制造業向更高價值鏈攀升設置了太緊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供應鏈是在相對長期的時間里形成的，是參與各方制造能力和連接程度的綜合結果，巨嬰的早熟不可避免為全球供應鏈施加調整不及的壓力。一組數字可以印證這些可能的效應。隨著制造業比重下降，表明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前向中間品和后向中間品的出口比重，分別從2008年的11.6%和12.5%下降到2015年的8.5%和9.4%。

圍繞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飛速發展，企業家與經濟學家之間就計劃經濟是否可以復活展開了討論。經濟學家援引哈耶克的有關論述，試圖否定計劃經濟的復活或回歸。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弗里德曼從“鉛筆的故事”中也引申出同樣的道理），知識和信息是分散的，只有通過價格體系或市場機制而不是通過中央計劃者，才能將其激勵成為千千萬萬企業家或其他當事人的有效經濟活動。

參與這場爭辯的經濟學家被企業家蒙蔽了，以致走向錯誤的論證方向。面對具有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和無限發展空間的大數據，即使不是現在，不遠的將來也會證明，我們已經不再能夠百分之百地確定知識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無需假設只有在試錯中才能篩選出可供決策使用的正確信息。其實，當下提出所謂計劃經濟的問題，本質上反映的是，執新技術發展之牛耳的巨星企業所有者或代理人，對于自己在未來社會中控制地位的判斷和意圖。

看來經濟學家忘記或者忽略了，恰恰是在他們所引用的《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中，哈耶克先知先覺般地指出，在中央計劃與市場競爭之間還存在著第三種狀態，并警告其存在的危險性。這就是企業的壟斷。經濟學家在論戰中還引用了凱恩斯的名言——“無論是早還是晚，無論是好還是壞，危險的始終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體。”事實上，既得利益的存在和現身一定早于思想，而且在多數情況下產生壞的和危險的影響。

在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環境中脫穎而出的這種企業有很多名稱：超級明星企業、大型科技公司、公司巨人、獨角獸企業，等等。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超級大，并且從誕生那天就以大為美，因而不遺余力地追求擴大自己的規模。為達到這個目的就要無所不用其極，從收購與兼并到上市與私募，一切服從于擴大規模。

獨角獸企業就說明了這種規模傾向。這個名稱的發明者，將其定義為通過公開上市或私募達到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創業公司。而創制于臉書的所謂“增長團隊”的興起，更說明這個擴大規模的沖動有多么強烈。增長團隊成為企業CEO的最寵愛團隊，被稱為“企業最重要的產品特征”（馬克·扎克伯格語），實際上就是以最不計代價的方式吸引最大規模的客戶，技術創新也被用來為此服務。有無數多的案例表明，這類企業從不盈利，甚至也不追求盈利，風險投資人也不管其是否盈利，只是一味支持其擴大、擴大、再擴大。

據說扎克伯格學生時代的夢想就是把全世界連接起來，他后來所做的事業正是建造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社交網絡，連接著整個世界。然而，正如尼爾·弗格森指出的那樣，社會網絡每一個節點的地位并非相等，其中的個體（可以是個人、企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參與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連接性。因此，所謂“連接”便是把所有的信息集中到一個中央指揮部來統籌，也就是億萬普通人“被”這些超級巨型企業來“連接”。為此這些企業表現出無所不做、無所不能的特點。

例如，亞馬遜就絕非一個打折零售商所能界定的企業，而同時是市場營銷平臺、派送和物流網絡、支付服務商、信用貸款機構、拍賣行和出版商等等。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金融科技和經營零邊際成本性質，則如為欲望之火添加助燃的薪柴。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它們的利益究竟何在呢？無非是獲得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排擠掉競爭對手。

市場高度集中、過度集中所導致的壟斷從來都是惡魔。在歐美國家，越來越多的當事人和觀察者發現，在當今這個時代，從制造擠出效應、阻礙技術創新、把千千萬萬參與者的信息加以壟斷擁有、濫用、欺詐、侵權、扭曲，從而造成對供應鏈的破壞，到導致工資增長停滯、收入不平等，直至政治上的民粹主義，無不與這種“巨星企業”的壟斷有關。一旦這種壟斷行為再尋求政府的保護和補貼，那就更是如虎添翼，危險至極了。

如同60年前一支鉛筆的生產過程涉及從巴西到俄勒岡，從東印度群島到加利福尼亞，從錫蘭（今斯里蘭卡）到密西西比千千萬萬互不相識，卻在價格機制下密切合作的生產者一樣，全球供應鏈也是由遍布世界各地的制造者和供應商構成的網絡。雖然談不上存在著一個多邊框架，卻是個多元化的合作過程。正如弗里德曼所說，參與分工的人們分屬不同國家，講著不同的語言，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許還彼此懷有敵意，但是，這些差異卻無一可以阻止人們合作生產一支鉛筆。我們還需要補充一句：誰也不可能在合作中持續地“占便宜”或者“吃虧”。

把國內的民粹主義政治傾向、國際關系中的民族主義意志，以及貿易和投資中的保護主義政策合并在一起，必然產生一種單邊主義行為。從此文將描述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政策舉措，不難識別出典型的單邊主義表現，相應地，也就可以推論出其對全球供應鏈可能造成的破壞。當然，就當前的針對性而言，我指的無疑就是美國及其決策者的思維方式和政策導向。

奉行單邊主義的決策者認為自己的國家在參與全球化中“吃了虧”，而且這個“吃虧”發生在與幾乎所有貿易伙伴之間。看似奇葩，這種觀點的形成也確有其根源。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具有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點。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東西對峙和南北隔絕，使得國際貿易僅僅局限于西方國家之間，表現為產業內貿易。此后，前計劃經濟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化之中，國際貿易回歸為產業間貿易，發生于處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很顯然，發展中國家以勞動要素交換發達國家的資本要素，貿易的結果分別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勞動收入和發達國家的資本收益。

由于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大行其道，堅信所謂的涓流經濟學，并且有著與其富裕國家地位十分不相稱的再分配政策，雖然資本所有者從全球化中賺得盆滿缽滿，低收入勞動者和中產階級卻不能分享。早期的應對策略可以說是關注國內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如實施過分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把沒有償還能力的家庭也誘導到次貸這種現代龐氏騙局之中，直至導致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最新的領導人則把矛頭轉向國外，基于單邊主義形成一個中央作戰指揮部，指摘所有的貿易伙伴為“占便宜者”，采取了罕見的保護主義措施。

如果說早產型比較優勢變化和超大型公司的壟斷，會因有關國家對自身產業的傷害，形成外溢效應進而在特定程度上損害全球供應鏈的話，單邊主義政策則是從一個點上全面出擊，從多個方向攻擊全球供應鏈，會造成多環節乃至全鏈條的功能受損。

首先，以懲罰性關稅為武器的貿易戰，造成的最大惡果是扭曲價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也就是扭曲信息，使供應鏈在錯誤信息環境下無所適從。其次，對他國處于供應鏈重要環節的生產者實施制裁和封鎖，則意味著直接沖擊供應鏈，造成鏈條的硬傷或斷裂。一句話，超級大國的單邊主義政策，通過打擊全球供應鏈，必然對世界經濟造成莫大的負外部性。

前述講到的三個方面，遠遠不能窮盡造成全球供應鏈扭曲的因素，卻是當前對于中國最具針對性和緊迫性的問題。尤其是，這三種現象已經不僅是可能性，而是現實危害著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方式，所以我們既不能掉以輕心，更不應該坐以待斃。以此為問題導向，我們以更大力度推進更深入的改革和更高級的開放。

首先，促進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充分流動。中國仍有巨大的農業勞動力可供轉移。不要說與高收入國家相比，僅與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也高出5個百分點，而按照2018年的經濟活動人口總量8.1億來看，轉移出一個百分點的農業勞動力就意味著增加800余萬非農產業勞動力。通過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動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在城市落戶，可以大幅度緩解勞動力短缺，抑制工資上漲趨勢，延長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

其次，把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變成具體的改革日程，構建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制度安排保障企業不論規模大小、姓公姓私，政策上一律平等對待，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政府的鼓勵政策應該更多用于中小微企業，而對于大型、具有天然壟斷性質的大公司，則應該加強規制，將現實的壟斷行為防范于未然。

最后，擴大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中國最根本的策略就是以擴大開放，反對和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措施。雖然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經濟格局和態勢仍然于我有利。例如，1990-2017年期間，美國經濟全球占比從23.9%下降到21.6%，同時發展中國家GDP占世界比重從22.0%提高到35.3%；美國制造業比重從15.9%進一步下降到11.6%，而中國的這一比重在2017年仍然高達29.3%。

可見，中國應有足夠的信心以及切實的方案，加強與世界經濟的緊密聯系，而不是回到“內向”發展或接受“脫鉤”。